采访对象:金良超 系统科学和质量管理专家 航天部第708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简称金)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称辉)
摄影:陈莉莉
赴京采访之前,金良超告诉我,他有时在北京,有时在天津,两头都有事忙着,找他要事先告诉。年逾古稀的他还是那么忙碌,风风火火。
抵京的那天晚上,他已在宾馆里等我,我们一见如故。他是个爽朗、热情、坦率的人。当晚,我们同居一室,从他口中我打听到了许多故事。
在华罗庚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辉:央视播放人物传记片《华罗庚》时,我也很兴趣。凡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也许都还记得华罗庚到基层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的故事。想不到的是您也在其中,而且立下汗马功劳。还记得当年在华罗庚身边工作时的故事吗?
金:“优选法”的名称是华老提出来的。国外一般称为最优化方法,从数学概念来说,就是找最好点的方法。如果把选好点的方法统称“选优法”,则把“选优法”中最好的方法称为“优选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老等许多科学家响应号召走出研究室,到生产实践中去找课题。他感到数学为国民经济服务大有作为,并认为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等,对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大有潜力可挖。1964年,华老以一首诗词表达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认识,并致信毛主席。毛主席在亲笔回函中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更是信心百倍。
1970年推广优选法伊始,华老亲自到工厂车间、班组,给工人讲课。后来发展到一个省一个省地推广,给10万人大会做演讲,这是史无前例的。1973年,应浙江省邀请,我随华老到杭州。他在杭州做完演讲后,我们小分队成员分赴各地,我到了乐清,在大会堂作报告,还设分会场。华老则从杭州出发,经台州到温州,途经雁荡山时在灵峰饭店过了一夜。
华老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有段时间,特地嘱咐我们不要称他“华老”,改称“老华”,有一次王震将军来串门听到了,批评我们不尊重华老。我感受最深的,华老对认定的方向和目标,有一种矢志不移的精神,正如毛主席所称赞的“壮志凌云”。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他,他即兴坐在床沿给我题词:“良超同志并抒怀:老骥伏枥胸怀千里之志,马革裹尸誓立必胜之心”。这是真实的写照。在华老身边的确学到许多东西,终生受益。
辉:当你们大力推广优选法时,我还是个学生,印象中也是搞人人参加的运动,工厂、农村,连居民区也在推广,真是个群众运动。记得那次华老来温州时,在市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推广,很隆重的。当时您怎么被选为华老助手的,有故事吗?
金:这个问题回忆起来很有趣。那是1970年我到上海出差,住进和平饭店。那时华老也在上海,住的房间与我正好对门。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同时出门,相互打招呼,一起下电梯,晚上回来就开始聊天了。大概因为我学的是应用数学,又在七机部搞应用研究,聊起来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说谈得很投机、也很投缘。一住几个月,我们就非常熟悉了。回京后,我也常去华老家。
那年底,我回乐清老家,在上海到温州的轮船上,遇到乐清虹桥化工厂两位同志,得知他们正在搞一种新产品试制,我就给他们介绍了“优选法”。他们回厂做试验,效果很好,给我寄来成果报告。华老看了后很满意,也很高兴。当时正处于“文革”,我单位在闹派性,华老让我趁这个机会跟着他好好学习,我是喜出望外。几经周折,七机部同意并出具推荐信,我才名正言顺到了华老身边。当时,他身边已有两位助手,是经周总理批准留下来的,我算是第三位了。
初中起就与数学结缘
辉:华老是有影响力的著名数学家,他从一名店员,经过刻苦自学,成为名扬四海的大科学家。您在他身边工作确实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您是否从小就喜欢数学,您是怎么与数学结缘的?
金:我从小家里很贫苦,兄弟姐妹7人,我最小。父亲去世早,因此父亲在我脑海中一点印象也没有。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很勤劳、善良和慈祥,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大哥从小由伯父带到外地,二哥比我大七八岁,是主要劳动力。我从小跟二哥砍柴、种地,样样农活都会干。我们村有一所初小,就在我家隔壁。我从小就喜欢上学读书,理想是将来能当一名工人,所以学校一开学,我就无心下地干活了,家里只好让我继续上学。那时上学也很苦。我记得,上小学5~6年级时,到白溪要走几里路,冬天凡下雨、下雪,没有雨鞋就脱掉布鞋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做动脑筋的智力题、游戏题,不管费多少时间,总要求得答案。上初中时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这要感恩我的启蒙老师郑圣道,他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还任过班主任。郑老师的教学生动活泼,有一节课上,讲解一个几何题的证明,列举了三种不同的证明方法,让我觉得数学很有趣味。课后,我想出了五种不同证明方法,郑圣道老师很欣赏,就把五种题解张贴在礼堂的墙报上。可以说,从那时,我就和数学结下了缘。
辉:郑老师启蒙了您的数学。您喜欢数学,大学读的专业是数学,在推广优选法中也是由数学来支撑的,可是后来您成了国内第一代系统科学和质量管理专家,大概也是与数学有关联吧。您能说说研究中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吗?
金:如果说具有学术和实际应用价值的,那是多目标决策方法与应用研究成果。多目标决策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国外虽提出了一些方法,但有局限性,理论上也不完善。上世纪70年代,我们以航天实际问题为背景,总结提炼出五类多目标决策模型,我们的研究是结合航天工程中某些科研项目进行的。
我们提出的对话式虚拟目标法,从时间上与国外提出的理想点法差不多,但我们提出的方法克服了理想点法的局限性,同时还应用模糊数学原理对解的非劣性给出了证明。由于多指标问题不总是定量指标,有时包括定性指标,我们又提出了多目标决策优序法,通过五个定理对解的性质进行充分论证。优序法克服了现有方法从非劣解集中找满意解的不合理性,也避免了只着眼于定量指标的局限性。某主管研究院针对某项实际应用研究成果给予了较高评价,评价中指出“这项研究工作的进展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的研制程序……”
质量万里行催生者之一
辉: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大力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温州也提出了“质量立市”战略。听说您为此不仅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同时还参与了一些有影响的活动。有人称您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催生者,是这样吗?
金:不仅如此,我还是组委会成员,是质量管理学术界的唯一代表,所以,别人称我是组织者之一。早在我担任全国“质量否决权”课题组组长时,就思考如何运用新闻舆论等手段来增强全民的质量意识。1991年当我策划全国质量责任制学术研讨会时,通过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柏生联络了包括新闻单位在内的七个部门联合举办这次会议。会前,得到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的支持。这次会议很成功,影响很大。会后,新闻界同志提出,接下来能不能再搞一次有影响的活动呢?经讨论,提出了“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构思,并由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等同志斟酌提出了“中国质量万里行”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又一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并明确指示“以曝光为主”,“不搞接待,要明察暗访”。尽管多少年过去了,“中国质量万里行”对增强全民质量意识,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塑造温州新形象做点事
辉:虽然您工作生活在北京,可是在乐清老家,人们都说您是位对家乡有感恩之心的人,帮助家乡做了许多好事,那么做了些什么呢?
金:温州的名声曾经有一段时间并不好,在各地经商的温州人都不敢说自己是温州人。我的同事曾开玩笑对我说:“老金,你是质量管理专家,可你家乡出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呀。”听后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因此,为塑造温州新形象做点事,是我们在外的温州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4年,为配合贯彻乐清市“质量兴市”的方针,我向老家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质量推进计划的倡议,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采纳。我邀请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质量管理界专家和人民日报社记者一行人到乐清出席动员大会,雷洁琼副委员长特地为这项活动题词:“质量兴则乐清兴。”这项活动的推动,对扭转质量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起到积极的作用。
1995年,北京市派出1500人工作队进驻北京“浙江村”进行清理整顿。最初的指导思想是要把大部分浙江人轰走,赶出北京,气氛十分紧张。得到信息后,浙江各级领导颇为关切与焦虑。在此危难之际,我受浙江省驻京办事处委托,由我执笔起草一份《北京“浙江村”市场调查报告》。报告阐述了“浙江村”的形成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并客观地评价了浙江人的贡献,科学地剖析了伴生各种问题的原因,提出整治的合理化建议。省委领导认为此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具可操作性,批转北京市。在我进行调查期间,工作队对我的努力不理解,还对我进行跟踪与调查,而我无所畏惧,义无反顾地努力为家乡办事。在各方面努力下,最终有了较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