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文凤简介

　　毕业于香港大学；1977年加入香港廉政公署，负责推广“肃贪倡廉”工作；1978年与美国GreyAdvertising合作创立香港精英广告公司走红香港；1992年进军国内，与北京中信国安集团成立精信广告公司；1995-1997年任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的行政总裁；现任香港新世界发展公司非执行董事，新世界中国实业项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不要叫我女强人，这个名字很难听，哈哈……”

　　“不要提我的妈妈，妈妈走了，说她我要哭的……”

　　夜里10点多，在北京新世界万怡饭店的一张餐桌旁，记者仍处在纪文凤率真的情感下毫无倦意。

　　在香港的广告界，纪文凤是出了名的“火凤凰”，然而1995年却功成身退，并加入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服务社会。1998年加盟香港新世界集团，北上大陆做起了职业经理人。20年的广告生涯，16年的北上经历，给她的人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就她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她独特的内在个性。

　　从廉署职员到最红广告人

　　采访中，纪文凤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与她轻松、幽默的对话，记者很难将眼前这位香港当红女商人的出身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联系起来。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这对我是一种推动力，这个推动力让我不得不做得很好，因为我想证明给妈妈看不要以为女孩子不行。”

　　大学毕业后，纪文凤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想当一名老师。不久，香港廉政公署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务员，从小就被廉政公署打击坏人的崇高品质深深打动的纪文凤毫不犹豫地立即报考，很快被录取。她很庆幸，原以为内心里的那份公道有了用武之地。没想到3个月后，报效社会的理想在廉警严重的冲突下彻底破灭，当时肃贪工作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把戏，抓到的都是小人物，纪文凤很难过，她果断地选择离开。

　　短暂的廉政公署工作，让纪文凤看到了当时公务员的官僚习气，也看到了自身性格中自由的一面。对之后的职业选择，她有了初步的设想，她认为自己敏感、好奇、喜欢自由，广告这个职业很适合，学生时期到广告公司当撰稿员的经历，在她的眼前已经打开了一扇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让她放弃了老师这个原本准备为之奋斗一辈子的职业。

　　搞广告，自己创业，资金成了最大的难题，当初拿出的5万元，除了包括自己所有的积蓄外，还有父母的赞助。请来的12个人中，5个是自己的股东，7个是工作伙伴，一切的开支都省到了极限。1978年，纪文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种窘境下创立的公司，16年后成了中港两地10大广告公司之一，她本人也成了香港最红的广告人。

　　爱香港、爱中药、爱儿童

　　纪文凤曾许过一个愿：在有生之年生活要充实。

　　自始至终纪文凤都在为这个最朴素的理想而奋斗。然而，在这一路的拼搏中，有两次死亡的阴影却给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次是4岁的时候，一场大病差一点夺去了她的生命，后来在中药的调理下完全康复。从此两个关键词伴随她终生——“死亡”与“中药”。1998年她加盟新世界，首先对中药产业投入巨资。“小时候是中药让我康复，我对它深信不疑，很遗憾中国的国宝没有做好，韩国的高丽参比中国的任何中药出口都大，这就是品牌效应，我一定要把中药做出去。”纪文凤动情地说。

　　第二次的恐惧是香港回归的前夕。1997年3月18日，香港原特首董建华先生安排纪文凤主持策划一场海上庆典，由于时间太紧，纪文凤累倒了，她以为自己得了绝症。在回归仪式的前一天，医生命令她住院，她却固执地说：“即使死都要把这个做好，否则对不起香港，只有做完以后我才可以放心离去。”

　　正是对死亡的畏惧，让纪文凤内心深处充满了童真，与记者的畅谈中，她天真的神情与笑容，令记者禁不住地问道：“你喜欢孩子吗？”

　　纪文凤回答：“我做过许多为儿童谋福利的事，因为小孩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工作我喜欢。”

　　北上大陆的喜与惑

　　了解纪文凤是个血性的商人，是采访前读到她出版的一本著作《北上十年》，这部书稿原是在香港《经济日报》连载的，这本书将纪文凤在中国内地投资10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悟完整的体现，从政要高官到贫民百姓，更多的还是投资环境，港人态度的转变等等，文章虽短，却字字千金，书稿出版后在港澳出现了热销势头，许多香港人把它当作了解内地的一部宝典。

　　更有趣的是，这本书成了纪文凤送给内地政要们的最好礼物，每次从香港到内地她总要带上一些书来，送去的人中，起初她还担心会不会产生误会对号入座，没想到许多倒成为她的知己。前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就是其中一位，早在书稿出版之前，他就是纪文凤文章的忠实读者与支持者，书稿出版时他还欣然作序。

　　他对纪文凤的评价是：“在和文凤的接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这个品质始终支配她的思想和行动，她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思想家，她是一个实干家。我想她未必有多么伟大和崇高的理想，但多少年来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她一直保持一颗纯洁的心，与公与私一切都凭着良心来干，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我钦佩的。”

　　在纪文凤的意识深处，社会的发展只有不断纠正问题才能向前。采访时，在一阵幽默的欢语后，她情不自禁地向记者道出她来内地的一些苦衷：当今她在国内的投资十分广阔，然而不规范的竞争让她“很痛苦”。“我们进来（大陆）是交了学费的，国内有时叫我香港人，有时又叫我中国人，有时又是港商，有时又是外商，我的心里不平衡。”

　　为人才搭建桥梁

　　初见纪文凤的印象，她既有着北方人的风骨，又有着南方人的细腻。也许就是这种品格，铸就了这位商业女性追求完美的内在气质。

　　在广告界，她对作品的要求近乎苛刻，员工加班工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但每次她都是以身作则，这样员工们“尽管很辛苦，但心里是快乐的”。

　　有时，夜里12点后，她实在受不了，就开玩笑对大家说：“我比你们老，我要休息一下。”常常惹得员工们直乐。

　　大凡一个企业都会以最好的机制留住最好的人才，为自己创造效益，“嗜才如命”的纪文凤也不例外。但她又有别人不太理解的地方——如果她遇到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反而会将其推荐到更好的平台去发展，经她推荐出去的这些人才，已成为时下香港广告界的中坚力量。当前在香港广告界著名的黄炳培先生就是纪文凤一手推荐出去的徒弟。难怪纪文凤在香港广告界有“最好的领导”的称誉。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有多少本事都会教给我的学生，只有别人的推动，你才能向前。”这是纪文凤为人师的一个信条。

　　1978年香港的冬天很冷。纪文凤每天在广告公司里都会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朵未署名的鲜花，一天一枝，连续16天，纪文凤十分感动。“谁在暗恋我呢？”她去问公司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她：“每天都是不同面孔的小伙子。”纪文凤很惊讶，后来得知这些年轻人都是她在香港浸会大学教过的学生，原因是舍不得纪文凤离开他们，就采用这种方式叫她回去。纪文凤心一软，只好继续兼职教书。多年以后，他们的系主任还在念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如今，离开学校已经20多年了，但许多学生还记着她的生日，每年的这个日子，鲜花、蛋糕总是蜂拥而至。提到这一点，纪文凤的脸上顿时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她说：“幸福的人是有人惦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纪文凤表示退休后还要重返校园。

　　生活中善良的人往往免不了受到利用，但纪文凤的处世原则非常明确，“不怕别人利用，只要利用我去做好事的，我会去做。如果利用我去做坏事，被我发现，是我的员工立即解雇；如果是朋友，断绝来往！”

　　纪文凤的公关能力是业界公认的，她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就是桥梁”。这座桥梁，如今已涉及到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经常会邀上住在一个社区没有见过面的人在一起吃饭聊天。在大陆同样如此，常常会请上一些过去彼此甚至是对手的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她认为，她为别人就是创造一种沟通的机会。在纪文凤的处世信条里，最忌讳只有办事求人的时候才去打电话、聊天、吃饭。

　　来到内地，她认识了很多朋友，这种友情的连接往往就是一本书、一个电话、一声问候。没想到这种简洁的处世反而成就了她在内地的事业。每次国内有朋友的邀请，她总是两袖清风如约而至，以致于有些人评价她：“你真厉害，来了一点礼物不带不说，还白吃白喝白玩。”纪文凤听后总是哈哈大笑：“我曾经在廉政公署工作过，我要是那么做，你们不怕吗？”

　　被风水“改变”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香港盛行看风水，在纪文凤身边工作的同事花上三五千元去算命的大有人在，许多很要好的朋友有时拉着她一道去，她总是拒绝。一次无意的机会，香港“铁算盘”董慕节先生给她“批了”（香港人称算命为批命）一次命，其中两句话：“广招四方客，告己万众友。”这两句话之所以让她震惊，因为这两句话的前两个字拼起来就是“广告”，意思是这辈子注定成就她的是广告，巧得很，当时她正在做广告公司。

　　即使这样，这次无意的算命仍未使她相信风水。

　　在1989年后，随着香港移民潮的涌起，纪文凤也曾短暂移民加拿大，当环境的不适让她折返香港时，又记起这位“大师”曾告诉她的事业将在中国，谁也没想到，这位“大师”的预测为她决心北上大陆创业找到了由头。

　　1991年，纪文凤为了兑现心中藏着的这份计划，不顾合伙人葛瑞广告总公司对她这项决策的冷淡反应，毅然前往北京开办了精信广告公司。1992年12月，纪文凤接的第一份大单，就是北京申办奥运的公关宣传。但3个月后，因葛瑞总公司也是IOC（国际奥委会）的公关顾问，纪文凤是其合伙人，萨马兰奇认为这样有问题，反对纪文凤的公司负责北京申办奥运的公关。

　　为此，她在公司里哭了3天，十分难过，这时一位出家的朋友忽然跑到她的公司，对她说：“你哭什么？这个项目你不要收钱去做，做义工比收钱会更好，真诚地为中国做事，得到的会更大，即使申办不成，也不会有人去埋怨你的，你们还会成为终身的朋友。”纪文凤听后当真去做了。付出的这一切除了她心底的那份诚意外，还有就是想无意中与内地搭建“信任的桥梁”。这一切，如今已经得到印证。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