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佳能革命”无疑是对传送带式生产方式的否定。表面看来，这种否定是生产流程技术性的变化，实质上，这种模式是非常典型的制度创新。在新模式下，劳动者与生产产品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局部操作关系，劳动者本身也不再只是一个大机器上的“螺丝钉”，每个劳动者已经有了产品整体的概念，劳动者自身也成了整体产品的驾驭者。在操作过程中，劳动者不仅可以选择操作的顺序，调整操作的流程，还可以将操作的体会和经验，特别是发现的问题，反馈到设计和研发部门，促进操作层与设计层、研发层之间对于产品的共同关心和理解，不断改进产品的设计，提高产品的质量，并进一步降低成本。

　　“佳能革命”与“完整人”的出现

　　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佳能革命”，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是劳动者真正地成为了“人”，或至少部分实现了对于“人”的回归。即使是基层劳动者，也要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再是传送带方式下对于机器设备的简单替代或延伸。

　　在传送带方式下，根本就不存在“以人为本”的可能性，因为劳动者是不需要“思考”，也不必“思考”，还不可能“思考”的；惟有变革生产方式，才可能创设一块让劳动者思考的空间，才可以让劳动者不仅仅使用自己的手机械地动作，还将使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去完成工作。

　　容易推论，在“佳能革命”下，由于劳动者成为了思考的“人”，使得人的本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扩张，人的能量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人的价值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展，劳动者们由此“锻造”了自己。这种“锻造”在成就每个人直接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塑造出了每个人的内在价值??成长型的知识、技能、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相比于传送带方式下的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才称得上真正的“人”。

　　佳能公司目前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生产线，“佳能革命”的发生地则只是在日本。为什么？从直接的原因看，是佳能考虑到只有日本才能够提供足够量的综合性技能劳动者的缘故。就此而言，“佳能革命”只发生在日本具有某种客观性。然而，如果将视野扩展开来，那么，我们就将对“佳能革命”产生另外一种理解，并由此得到一种令人忧虑的结论。

　　由于二十世纪传送带方式的趋同性，即使在日本，同样有着大量的“局部人”或“零件人”，他们转化为“完整人”，也需要耗费颇大的“锻造”过程。无疑，这样的“锻造”，绝不是简单的、微观生产意义的，它具有成就人、培养人、创造人的社会意义，具有为整个日本提供足够多的高质量综合技能劳动者的功用。这种经济学上讲的“正向外部性”，即事情发生在企业里，却对于外部社会有积极作用的生产方式变革，日本佳能是不可能选择在日本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去实施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能够从时下增长迅速的态势，简单地推理判断为更加辉煌。一方面，日本“佳能革命”将迅速地在日本及反应敏捷的一些国家或地区扩展开来。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真正“能思考”的“完整人”大量增加，不仅会使变革早的企业赢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还将大大地提高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和社会近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更多地是依靠劳动密集、资源使用粗放、污染成本惊人等来实现的。在生产方式对于劳动者的“锻造”上，一个更让人忧虑的事实是，中国的大量劳动者，被片面地“锻造”成了从业领域极为狭窄的“局部人”或“零件人”，他们只能适应不用思考的传送带上某个位置的固定简单动作。一旦要求他们超越这样的状况，哪怕程度很小，都需要支付巨大的“超越成本”。

　　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忧虑，在未来世界市场更为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这些技能极度片面的劳动者如何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如何去与那些越来越优良的“完整人”竞争。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令世人瞩目，却在生产方式方面没有忧患性的思考，更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在“人”的方面，更多地“锻造”出了“局部人”或“零件人”，片面化了“人”的存在性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