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贫富差距问题讨论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纷纷叫阵，摆出奇招。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理由，不同的角度产生不同的结论。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种种事实以及如何解释种种事实的原由，从中找到化解其问题之心结，并找到调节这种现象的对策与方式。
　　一般来说，在市场体制下，贫富差距是市场之必然，也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之动力。没有贫富差距就没有人的逐利动机，而这些正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之泉源与动力。试想想，在一个个人能力、个人天赋、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千差万别的社会，持有驱利动机的人谁不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追求比他人更多的财富呢？也正是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不仅使得个人之间的能力、资源持有的差别越来越大，而且也使得贫富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悬殊。如果谁希望用某种方式来缩小这种来自市场的贫富差别，如果我们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发展目标，那么整个的市场经济活力与动力就会荡然无存。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要分清楚的是这种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是市场的因素，还是非市场的因素？是市场自然之生成，还是人为之结果？如果是前者，那么政府不仅应该来检讨以往及现有的制度安排的缺陷，而且应该提供新的制度安排来改进其不足；如果是后者，则是市场之必然，政府要做的仅仅是如何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弥补这些缺陷。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整个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转轨经济的过程中，当旧的制度规则被打破、新的制度规则尚没有建立之时，靠近权力的人总是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把社会财富攫取为己有。从价格双轨制开始，到公司上市、国有土地进入市场，一批一批的富翁就在这些过程中产生，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就由此而来。权力如果成为获得财富的捷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本位”岂能不盛行？
　　因此，目前我们不是讨论如何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而是要检讨现行的政府权力结构是如何运作的，是如何来为社会服务的，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近年来，尽管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或出台的政策法规不少，如减少政府行政审批、调整政府的组织结构、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但是实际上目前所做的与社会经济发展之要求，与市场经济发展之要求还是相去甚远。
　　无论是从经济逻辑上来说，还是从社会的公正上来说，有许多事情本来显然是不合理的，但由于政府的权力就可以让这种不合理一直存续下来。比如，手机的单向收费，无论是从国际惯例来说，还是从市场法则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电信主管部门的一句话，广大消费者就得为电信部门买单，根本无可奈何。也正是政府部门的一句话，让社会大量的财富轻而易举地流入该部门的口袋里。这样，岂能不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如果光是讨论社会财富的公平性问题而不解决政府权力结构界定与约束问题，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
　　还有城乡差别。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巨大的农村财富抽到城市工业化上，而工业化的成果只能让城市里的人来享用。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强化社会身份等级制，在各个方面把农民与城市居民隔离开来，让全国的农民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境地上，而且这种政策延伸到现在。让我们看看身边的民工，他们的生活处境、他们的工作状态、他们的收入水平，看看他们的子女所受教育的状态。为了一点点生命存在，中国多少农民这样艰难地活着，他们承受着比城市人多得多的艰辛。
　　因此，对于目前国内存在的财富两极分化，最根本的是如何来界定与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参与，并为每一个人创造扩展其生活权利的空间，特别是让我们的农民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而不是二等公民或三等公民。只有这样，市场法则才能够顿然生辉，而市场法则下的财富两极分化才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之源泉。同时，政府还得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对那些完全或基本上丧失生活能力的公民实行道义上的关怀，保证他们生命的延续与存在。这些就是贫富差距现象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