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如远：谈话里面，很深刻的印象是你们这一代人很多是美国塑造的人，受美国影响非常深刻的人，你们回忆一下对美国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汪潮涌：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是在美国渡过的，24岁到28岁，学习和工作。可以说我专业的知识，是在美国念MBA那段时间学到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机会学到这些东西。金融行业的基本概念和后来的系统理论知识是在美国学的，第一个工作也是在华尔街，六年的时间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个烙印还是非常深的。我离开美国已经快10年了，上周去曼哈顿，几乎所有的餐厅，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地方，我还是如数家珍，好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世界贸易中心那个地方，原来在那里上过三年的班，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坑，这是一个让人比较痛心的事情。

　　美国这个国家，你很难去评价它。我在那个地方，花了八年的时间学习、工作和生活，肯定是形成了一些对它的看法。首先从学习先进知识上面，美国的大学，美国的MBA，美国的PHD的学习，这当中尤其是MBA和PHD对学科的设置，对学生的严格的要求，不亚于国内，甚至比国内更严格。

　　许如远：包括现在所有的职业经理人也好，商业人也好，他们的知识都是来自哈佛MBA的教材，管理观念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包括印度人，包括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都是美国化的一代，所以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一代。

　　汪潮涌：纯粹讲教材上的东西，课堂上的东西，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我印象更深的地方是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我当时进的大同银行，第一天开始，你作为一个新兵被招到一个军营里面，开始握刺刀、跑步，一些最基本的技能的培训反而比课本上的东西更重要。在工作中形成的这种烙印，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当你从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一个是你要敬业，第二你要有诚信，第三你要有足够的耐性。拿这三条来对比今天我们公司年轻的员工，或者我周围看到的现象的话，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就没有好好地上这堂课或者愿意上这堂课。与一些西方的观点，比如说跳槽、猎头过早引入到中国来，一年换几个工作好象变成了一种时尚。对年轻人来讲，第一个工作至少要干三年，不然你不可能成为某个行业的专家，而且要锻炼你的耐性，打基础。互联网的时代当然打破了这个规则，大学没有毕业的或者没有工作过的都获得成功，但是那是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机会，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要考虑打好自己职业的基础，因为第一个工作可以说对你一辈子的职业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赵民：谈两个观点，第一点从大面上看，第二点从个人情况看。大面上看，还是要看得更长远一些，世界很宽广，同样回到200年前我们看一看，我们汪总说了，GDP我们占了40％。我们就讲几个事实，第一，中国周围的亚洲国家都是进贡国或者是附庸国，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的祖先都是中国的移民，最典型的就是菲律宾的总统阿罗耶，他的祖先就是中国的移民。中国由于战乱之后开始往海外移民的，这个土地养活不了这么多的中国人。看看美国，美国的领先和发达，已经用一种完全新的模式在统治世界，历史上就是占领领土，因为农业社会，GDP和领土的产值有关系的，领土越广，农业、林业、牧业越多，GDP越多，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国土面积那么小，成了日不落帝国。现在美国的模式，就是互联网时代，由于是工业化时代了，他已经明白和领土大小没有关系了，他三用大组织，联合国、IMF和世界银行来控制。1950年的时候，可以揪集联合国去朝鲜打仗。50年以后，他依然可以在联合国通过打南斯拉夫，都是联合国授权的。50年，这个国家依然是如此强大，背后是怎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美国著名的大学留学，肯尼迪学院培养了多少国家的总统和议会的议长？规律是一样的，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根本来讲，生产力谁领先，我们就要向谁学习，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规律。不要认为美国强大了，就要向美国学习。如果我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必须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大家简单想一想一个事实，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很多大学著名的教授子女在哪里？他们有没有去非洲留学？有没有去其他亚洲国家留学？为什么都跑到欧洲和美国留学？因为欧洲和美国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一个国家50年可以打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也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我们要不要学，也是不用怀疑的。当然，学了以后对中国代表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人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汪总为什么不是党员，他20岁就出国了，有的人根本就不能适应那种生存环境和文化。大家注意一下，留学生里面有一拨人，最少的就是学金融的，华尔街，绝大部分都回到新加坡和香港，回到国内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胡祖六这样的人，跨国公司中国区的老总，还有一种是汪总这样自己创业的。我们看看中国这么多的金融机构里，有多少人是真正在华尔街里面读了本科，读了硕士工作过以后回来的，而不是我们国家派出去学习一年半年以后回来的。这说明，我们国家最最高端的，生产力的最高层次的金融体系，依然没有国际化，或者依然是中国特色。大家想一想，从党的一大开始到十六大，只有十六大有两个非常特别的代表团，一个是企业家代表团，一个是金融工委代表团，以前十五大都是没有的，这说明党已经认识到企业家队伍和金融家队伍是管理这个国家和管理人民最最重要的两支力量，所以有了独立的代表团参加党代会。但是，再看看我们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和人才的结构，就知道我们国家下一个阶段的主要挑战和矛盾在哪里了。所以我们说，出国学习金融的人很不幸，但又很幸运。不幸的是，过去几年的社会不是为这些留学金融的人准备的，是给留学的工科、理科和商科的人准备的。但是，未来更多的空间就是两种人准备的，一个是风险投资互联网，一个是学金融的。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股市，像美国一样也是开放的，股市跌了的时候也可以赚钱的模式和机制的话，这时候留在美国华尔街做股票的人才会回来，就是中国核心生产力最高层次的体系，保持领先的那一天的到来。

　　袁岳：最近我和外国大使馆的人写了一本书，写了80个主题，从大的选举国家领导人，小到家里怎么生孩子、养孩子，搞邪教什么的，选了80个主题，看美国人怎么看这个东西，中国人怎么看这个东西，就可以比较出来看问题的一个差别。

　　我基本上的判断，60年代的，包括70年代出生的人，在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的，受一点点传统的影响，受一点点美国的影响，受一点点杂七杂八的影响，从从来就没有强有力的价值观的教育，这是跟美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在行为模式的某些方面，比如说消费时尚，你发现跟美国人有共同点。另外还有一些方面，比如说精神生活方面差异比较大，比如说宗教生活，别看离婚，中国人离婚方式和美国人离婚方式差距很大的，美国人离婚都是一半一半，我们离婚都是女人提出来的，离婚理由也不一样，具体的、比较私秘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受美国影响的可能性不大，没有哪一代人真正受美国影响的，因为我们留学生留学的方法和读书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受美国的影响，我们最多受美国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的意识形态有三种方式，第一点，美国的一些书被我们翻译过来了，比如说科特勒被当成营销大师，像营销圣经一样，美国的营销大师很多呢，我们最早炒作了，因为就是这个，知道了就以为知道了圣经了。其实知识层面上，翻译过来几本书，很多书也翻译得不太好，错的就当它是这样了。

　　在某些领域，我们大量留学生过去了，主要是理工科，他们知道的是实验室，不知道美国的农民，不知道美国的工人，主流社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他回来了，在实验室那个部分中间受美国影响了，但是关于价值观部分，农民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关于爱吃中国菜才是那个标准。所以在他生活的主要层面中间没有受到很多的影响，看其他东西都看不惯美国人的呢，觉得中国的还是好。所以这都是在某一个领域中间，一个实验室，某一个工作区位的影响。

　　第三种是传闻，这个传闻特别有蛊惑力，很多都说外国是什么样的，当然这个外国是指的欧美，最后都算成是美国的，把好的都归到美国的，中国的看得不顺眼的就说你看国内就这样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管他是六十年代出生，还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价值观自觉地接受美国影响的很少很少。但是在表象层面中的影响力，对三个年代出生的人都很多，但是对60年代的影响比较少，跟60年代的人读点历史都有关系，他不简单接受一种东西的影响。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十年代在现有的顶着干活的人中间，是受美国影响较少的一代，也是属于较有反思能力的，要有反思的标杆。我有一个标准就可以反思，没有的话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必须有一个价值观，我们好几代人的特点就没有价值观，只有流行的价值观。所以六十年代的人有一点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还有一点，他看杂书，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都在专业化方面找机会，不能整天看杂书，否则工作都搞不好。六十年代的人，没有什么工商管理，经济学就相当于工商管理，所以为什么经济学的教授就当了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管还觉得管得很对。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就认为，经济学就是管钱。当然，学的人都学，我们的特点就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精。当一个创业的老总，比只懂老一代的创业者，我们知道的还是比他们多。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60年代的人是真正依靠知识在创业中间起的作用比较大。或者是其他国家，这个意义上，只是其中的知识源之一。去年我对南韩合作有很深的研究，我跟赵民有一点程度的看法，我们向欧美看齐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实际的生活中间，包括经济生活中间，除了先进标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当。欧美市场向我们倾销产品，有一个经济的落差，倾销的时候一有落差就能赚钱。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往美国强攻。我们不是利用经济的利差。但是我们大家的眼里，海尔的冰箱卖给阿富汗是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就亏钱，挣钱有什么本事啊？所以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被控制了，而且不是实力的被控制，实际上是经济上控制了。人家说中国人讲市场，其实中国人就讲流行，尤其是流行系数高的地方，是指这个地方集体被控制的地方，精神没有自主性，不同于另类。另类是说，你们全穿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穿，你看我不顺眼，我具备抗的能力，我有自主安排另类的、前卫的能力。流行是说大家都穿了，我不穿不行。我的手机换得是最快的，我的手机还要用去年的手机，人家会说你公司不行了吧？其实像我们这个级别的管理者，用手机就是两个用处，听电话，打短信，五年以前的手机就管用了，但是这是一种潮流，每一种人都要参与，不参与就差了。有气质的人我就穿旧衣服，就用旧手机，酷嘛。大部分都不行。

　　美国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这个影响中间又在商业层面影响、文化层面影响，或者技术层面的综合影响，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多方面，这种很多方面使得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有很强的谈判地位受损，或者交易地位受损。我们反思的层面，通常我们反思到美国都是反思到政治层面上去，而实际的生活中间，和实际的文化交流中间也会存在这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