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苏州人，1933年出生于无锡，致力倡导文艺美学。自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底，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由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教授，久居北大。应张维院士之邀，1984年与汤一介、乐黛云来到深圳大学共同参与到创办中文系，后又任国际文化系主任、特区文化研究所所长，多年担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深圳首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的人文学者。
胡经之先生近照。
11月的南国深圳，暑气终于褪尽，绵绵细雨消解了空气中的秋燥，天凉好个秋。3日，在深圳图书馆二楼设立的“深圳文艺名家——胡经之先生成果展”上，记者见到已经85岁高龄的胡经之教授，胡须虽已雪白，身型稍显瘦弱，但目光依旧炯炯和善。来深31年，胡经之对深圳情深且重。在2016年4月22日，他向深圳图书馆捐赠了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收藏的2000余册文献。此次，又向图书馆捐赠了第二批包含手稿89种，藏书近500册、学术刊物800余册、报刊剪报40余件，以及若干其他材料在内的二十余箱文献资料。
与深圳一面定“情”
投身特区学术建设开风气之先
胡经之与深圳的渊源远不止于此。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当时还是一个边陲小镇的深圳高瞻远瞩，很快决定要迅速创建一所新型大学——深圳大学。国家教育部大力支持，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抽调力量参与深圳大学的创办。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被任命为深圳大学首任校长。1984年初，张维约请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和胡经之到清华园，商讨深圳大学创办一事。此时，已在北大这所中国知名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胡经之已届“知天命”之年，甚至连他自己也都不曾想过被改革开放的暖风吹到了岭南。
初到深圳考察，深圳给他的印象是：面积与北京海淀镇大小差不多，满目荒凉，到处是山丘、海滩。然而，从一个又一个建设工地可以想象出这里未来的情景。当时，慕名而来考察的学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数，交谈起深圳的未来，大家均颇受深圳便利的地理位置，更为灵通的信息优势吸引。回到北京之后，胡经之有了主见，他找到汤一介，把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感告诉他：这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处女地，是可以推进中外文化国际交流的好地方。最终，胡经之、汤一介、乐黛云三人同去深圳大学兼职，胡经之由此参与到负责筹建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工作中去。
2001年，深圳大学校园留影。
从1984年开始，连续三个秋冬，胡经之游走于北大与深大之间，上课之余，修改从北大带来的书稿。初来深大时，胡经之期望在科研上发展文艺美学和比较文学，“但到了这里，还得跟实际结合。中文系刚成立时，基本是照搬北大模式，或者请北大的老师直接授课。当然，初期过后，我就要着手进行改革创新”。
往返于南北两地的三年，慢慢的，胡经之发现生活在深圳的日子里，折磨他二十几年的闭塞头疼、浑身酸懒等枯草热的症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深圳临海温暖，湿润清新的空气让他感受到了身体上前所未有的轻快舒适。1987年初，在与张维校长的一次长谈之后，胡经之正式向北大提交了调离的申请，决意留在深圳大学为发展人文学科做贡献。虽调离阻力重重，也受到了朋友、同事的劝阻，但最终胡经之还是成为了第一位落户深圳的北大教授。胡经之的行为开风气之先，一时间成为当时学界热议的话题。
主创深大中文系
办学“融通中西，应用为主”
特区的大学，与生俱来流淌着改革和创新的血液，当时的很多改革创新之举，都走在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初来深圳的那些年，胡经之始终称自己是“岭南游子”。然而，在全面主持深大中文系的工作之后，胡经之咬定了要把中文系办出特区特色的信念。
2002年，深大文学院教授共商发展，自左到右：庄锡华、吴俊忠、吴予敏、胡经之、陈继会、章必功、郭杰、郁龙余。
在胡经之看来，中文专业当然要重视知识的传授，中外文化博大精深，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必须要继承的。然而只是传授僵死的知识，并不是深大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的。因此，他格外重视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不少实践类课程，从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两方面衡量教学质量。同时，他还鼓励教师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尤其鼓励他们研究深圳问题，为深圳的发展与建设服务。在他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能成为一名单纯的教书匠，还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如此才能给学生真正的助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当时，深圳已经意识到要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极力倡导培养国际文化交流所需的专门人才。胡经之留在深圳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中文系改为国际文化系，然后又新建了特区文化研究所。1988年，胡经之将中文系改为国际文化系，下设中英文秘书、比较文化、旅游文化、对外汉语等专业方向。国际文化系的建立，在国内是为一个创举。它实质上将传统的中文学科拓宽，适应了深圳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的实际需要。
 合力开创华南首个文艺学博士点
打破全国文艺学学科布局单一格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开始步入正轨，许多高校开始想方设法引进、培养学科骨干，开展学术研究、申报硕士点，争取博士点。当时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都要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甚至连胡经之离开北大时，北大中文系都以申报下一批文艺学博士点为由挽留他。此时，深大连硕士点都没有，更没资格申报博士点了。
1993年，时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的饶芃子找到胡经之，希望他加入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共同参与文艺学博士点的申报。胡经之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当时整个华南地区，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高校还没有一所拥有文艺学博士点。虽然当时还有不少外省高校向胡经之发出邀约的橄榄枝，但胡经之明白与暨南大学的联合更加有意义：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与深圳大学都是广东高校，如若暨南大学申请成功，则是整个广东的荣耀。且广州、深圳两地距离较近，处理教学事宜比较方便。
1993年底，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的申请获得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准，胡经之和饶芃子获批准成为博士生导师。至此，深圳大学有了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此后近10年的时间，胡经之在暨南大学指导文艺学专业文艺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后在深圳大学中文系设立了分教点。从1994年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王列生入生学起，到2003年他的最后一批博士生黄汉华、张家梅、田春毕业，胡经之在暨南大学共培养了11名博士生。这些学生涉及的研究范围广泛，除文艺美学基本问题外，古典文艺美学、书法、绘画美学，设计美学、音乐美学等等均有人涉猎。不少人已经成为各自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和骨干力量。其中，王列生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生导师、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专家；钱永利是香港知名音乐美学研究专家；邵宏是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和知名美术理论家、翻译家；李健是深圳大学教授、古典文艺美学研究专家；黄汉华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音乐美学研究专家。
“江南岸边草，苍茫一书生，乐读万卷书，好作万里行，心向真善美，敬重天地人”，在3日活动的致辞中，胡经之教授这样归纳了自己的一生。无论是时代思潮如何变化，胡经之始终保持着对真善美的坚持。对于学生的培养，他的信念也始终未变：要把自己的博士生培养成学有所长的学者。他所培养的博士必须是博雅之士：一要博，二要雅，三要专。华南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的创立，打破了全国文艺学学科布局单一的格局，使岭南也有了培养文艺学高端研究人才的基地。胡经之为广东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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