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经-牛津中国论坛2020召开之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终身教授邓钢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戳穿了‘链式经济’不过是国际资本在他国榨取最高利润的手段。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处于‘链式经济’上游地位的发达的资本输出国，出于自保纷纷与链式经济脱钩，退回‘块式经济’。”伦敦政经-牛津中国论坛2020召开之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终身教授邓钢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邓钢从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观察，阐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基本上可称为“抽了釜底之薪”和“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的痛点”这两个方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邓钢（Kent Deng）：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终身教授，也是经济史系首位华人正教授，经济学博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终生院士。

从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基本上可称为“抽了釜底之薪”和“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的痛点”这两个方面。

“抽了釜底之薪”

首先讲讲“抽了釜底之薪”。西方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公式叫“生产函数”。简单地说，任何一家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取决于：资本、劳工、科技。“生产函数”已经被人类的经验反复证实，已经是公认的真理。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的针对人类的瘟疫，目前各国通用的对策是类似中世纪的“谢客封城”战术。这其实是在获得疫苗以前的无奈之举。世界范围的“谢客封城”直接在“生产函数”上抽掉了劳工，其必然后果是全球的生产萎缩。

目前粗略估计，全球2020年GDP的总体表现为负增长。这是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首次。

具体而言，一家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越是劳工密集的经济实体，受封城的打击越大。

首当其冲的是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西方7国（G7）都是服务业大国，而制造业已经变得可有可无，由于劳工退出生产函数，旅游业、零售业、餐饮业、体育业、娱乐业等全军尽墨。

像中国这样的靠制造业立国的中等收入国家，除去极少数高度自动化的无人工厂，绝大多数（95%以上）一律受到劳工不能正常在生产函数中发挥功能的严重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谈、网上办公、电商服务，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电子服务可以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自给自足。

世界上最发达的伦敦金融业，这次也出现业务衰退。电商再火，最后还是要有实体厂家供货，有快递员送货。即便是无人机送货，也还是需要人类输入收货人信息。

所以，“谢客封城”的第一个后果是劳工退出生产函数，造成劳工密集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萎缩。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供给冲击”（supply shock）,只不过冲击是负的，是生产要素断崖式供给不足。

劳工退出生产函数，社会的工资总额必定下降。按英国政府救灾政策计算，瘟疫的前三个月，政府按平时正常劳工工资的80%发生活费。那么，英国的社会工资总额也只是疫前水平的80%。或者说，英国人口的总购买力下降20%，进而英国市场总需求下降20%。这在经济学称做“需求冲击”（demand shock）。现在这个冲击也是负的，是社会消费不足。

在劳工密集的经济实体，这种需求冲击或消费不足不可避免。在这种大趋势下，即便有某家企业甚至某个小国可以在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继续开足马力生产，但是他们的产品有可能没有销售市场，从而不得不中断扩张，退回原形。

当我们把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综合在一起来判断，由于“谢客封城”，地区范围、国家范围，以至于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已无任何悬念。我们把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安全结束“谢客封城”，而世界范围内结束“谢客封城”又必须以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为先决条件。疫苗将使得我们可以“釜底续薪”，重建昔日辉煌。

暴露全球化产业链痛点

其次，我们说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全球化产业链的痛点”。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全球化到底化的是什么？很少有人深究。

多数观点是谈交易成本的节省，而且绝大多数人援引的是老掉牙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或者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相对成本学说”。

其实，人类当前这一轮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全球最大限度套利为动力，以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廉价劳工和廉价资源为依托的经济跨国融合过程。发达国家关心的是资本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技术和就业。

这种经济跨国融合过程通常被称作“产业链”、“产品链”，或者“价值链”。不论如何称呼，核心概念是“链”。这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关注的国与国之间的制成品之间的那种粗糙的物物交换行为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截然不同。

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相对成本学说”关注的是以明确国界划分的“块式经济”。“块式经济”排斥凌驾于国界之上的“链式经济”。所以，他们的理论均已过时。

“链式经济”其实是生产函数的跨国链条化，以便获得资本经营效率最优。至于资本经营效率最优顺便也拉了发展中国家一把，那绝对不是资本启动“链式经济”的初衷。经济学有一专门概念叫“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收益”(externalities),是资本经营效率的一种福利外溢而已。

毫无疑问，这种链式经济和它的福利外溢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哺育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以及“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永恒属性和永不衰减的贪婪。

在实际操作上，外来资本的投入常常被直接等同于本国或本地GDP的增长。如果GDP是一种“公共财”（public goods），那么外来资本投入也忽然变成了一种“公共财”，可以直接和就业、脱贫、经济转型，以及工业化和高收入正相关起来，这是非常不智的推论。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戳穿了“链式经济”不过是国际资本在他国榨取最高利润的手段。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处于“链式经济”上游地位的发达的资本输出国，出于自保纷纷与链式经济脱钩，退回“块式经济”。

没钱可赚，外资就撤。发达国家可以退回“块式经济”，组织国内实体经济振兴。毕竟它们都曾经营过实业，技术上没有困难，而且可以直接创造就业，只是自己生产，成本偏高而已。

至于它们退出链式经济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劳工失业、发展停滞、财政吃紧，才不关资本什么事。全球化也因此忽然失去往日耀眼的“利他主义”光环。

一旦外资撤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会资本吃紧，又缺乏技术，无法独立支撑现有链式经济发展。诚然，战后历经三代人的链式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但是，这些国家的产能远远超过任何块式经济的购买力。

产能过剩，特别是链式经济模式下的产能过剩，是对人类放弃传统块式经济，贸然采用链式经济的无情惩罚。所有发展中国家这时才明白，全球化更像一场富国的游戏，发展中国家只是陪富国玩玩而已。

同理，随着富国退回“块式经济”，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要退回“块式经济”，减少出口，限制进口，国内生产转型，多余劳工下岗，国内消费不足等。

西方有一句俚语：“和对方握完手，数数自己的指头缺了没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最近的握手中，肯定是丢了指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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