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历程（即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件困难、复杂、费神的事情，但这是一件值得做的精神事业，因为哲学是一种符合人类思想本性的活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哲学作了定义——爱智，即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的人生历程之来龙去脉、源泉动力、因果关联等等进行理性的追究活动，而哲学史则记载和总结了这种追究。

罗素曾把哲学定义为某种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人具有这样一种自然倾向：追求尽真、尽善、尽美的存在或属性或状态，这种追求便是哲学。哲学像宗教一样，力图占领那些最普遍、最深刻而又无法被确定地证明的领域，以便为人类生存、发展找到精神立足点；哲学又像科学一样，宁肯诉诸于理性而不愿诉诸于权威，不管是人的权威还是神的权威，它总是力求对它涉及到的事物予以尽可能确切的说明。但是哲学的追求又在本性上不同于宗教和科学。哲学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尤指所谓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是科学不感兴趣也不能够回答的问题；神学虽然对这些问题极感兴趣，但它独断专行地给出的答案，又是哲学所不取的（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是个例外）。

任何文明社会都要有那么一些被称之为哲学家的专事思考的人，他们乐于沉思、勤于批判、善于追究。

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或原理进行审视与检验，而是把它们束之高阁、不予质疑，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念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流于贫乏。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发起怀疑和批判，而只是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一定会失去生机。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追求真理、追求实在、追求正义、追求自由、追求美满等等，是绝对必要的。重要的是追求本身，即哲学的思与反思。所以，必须激励想象、挑战前提、大胆质疑、谨慎求解。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

追求终极价值和最高智慧的统一，是千百年来中西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我认为，自古以来那都是一个可思而不可得的目标。远的不说，至少自近代以来，这两者就没有很好地协调过，而且越往后，它们之间的疏离就越严重。

这不值得烦恼。哲学的魅力和生命力，恰恰在于它可以永恒地向人们提出那些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哲学价值中的一大部分，只能在它的不确定性之中去寻求。哲学之所以应当加以学习和研究，并不在于它能提供有关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的最终解答，而在于问题本身。

这就是说，那些又大又深的问题的提出，表明我们人类的心灵在想象力和洞察力方面是丰富的和深刻的，同时表明，在我们的心灵里不仅有那些关于现实事物的概念，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可能事物的概念，从而一方面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致于陷入教条。所以，哲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活动。如果说求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追根究底地求知，便使得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区别开来。未开化的民族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辨，而历史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民族无不在哲学上也是最有建树的。人们受到的教育越多，他们关切的事情也就越带有终极性和基础性，这应该说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一个通则。

哲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几千年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总有少数人执着地对至大至深的问题发出询问，尽管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不十分确切，也不特别完备。真正重要的是，这些被称作哲学家的人在他们的思辨中不会或很少会受到来自世俗的褒扬或贬损的影响，他们的精神动力只是在于爱智慧。

所以，老是把哲学同具体的、世俗的、迫切的生活需要甚至生活时尚挂钩，希求哲学去解决各种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这不仅是辱没了哲学，而且也贬低了科学。

来源《当代贵州》2020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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