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明星ＣＥＯ令人大失所望，商业正沦为贪婪与功利的代名词时，重温松下幸之助的理念无疑将有助于驱除我们眼前的迷惘，他提醒我们商业背后蕴涵着更广阔的意义与更温暖的人性 

　　松下幸之助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建立在无法排遣的痛苦之上。与大多数我们期待中的杰出人物不同，驱动这位松下公司创始人的力量，不是来自对荣誉、财富与不朽的渴望，而是赎罪心理。自从18岁的哥哥八郎在1900年秋天去世以来，死亡总是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到了1921年27岁时，他是10口之家的惟一幸存者——父母和5个兄弟姐妹都亡于疾病。此外，他终身也未能忘却9岁那一幕，家道衰败迫使他必须前往大阪开始学徒生涯，坐在火车里，看着乡间的风景一幕幕闪过，觉得既伤心又害怕，他再度失去了他所熟悉的一切。 

　　但通往大阪的旅程也同样怀有希望，它意味着你可以暂时离开那压抑得令人窒息的现实环境，开始一场新旅程是对抗残酷的记忆的最好方法。 

　　在《科特论松下的领导艺术》（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中，约翰·科特试图探询是什么造就了松下幸之助——20世纪最不可思议的商业领袖。在这位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首席领导力权威的衡量标准中，松下幸之助的成就足以令亨利·福特、雷·克罗克（麦当劳的创始人）失色，这不仅因为他创办的松下公司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在他1989年去世时，松下电器的营业收入是42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也不仅因为他对一个国家的卓越贡献——他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最主要缔造人之一，而是因为科特相信，能如松下一样给世界留下诸多启发的商业领袖几乎绝无仅有。 

　　在最狭窄的商业层面，松下或许是20世纪最富远见的企业家，自从1950年代开始，松下电器就开始实行客户导向、员工参与、精益求精的管理方式，他还是全球最先实行分层管理的组织之一。松下电器在管理上的举动直到21世纪到来时，仍被证明是富有前瞻性的。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式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之际，松下对于商业的态度就像一副解毒剂。他对财富本身没有兴趣，对权力的理解则仅仅是痛苦与责任，他既不追求物质也从不尝试流芳百世，当《时代》的记者在1961年前往采访这位大人物时，他发现在一座朴实的京都宅邸内，安静的老人正和三位年轻的研究人员边喝茶边探讨如何能为全人类带来最大的繁荣和幸福……松下正在进入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即二战结束前，他创建了松下电器，并使之成为日本中等规模的公司；二战后，他不仅重建了松下电器，并使该公司成为日本经济奇迹中最闪耀的明星之一；而此刻，68岁的老人正在完成他人生的再一次转型，他试图探询人类幸福之源，他对于《时代》的记者说：“我想研究人性”。 

　　于是，松下变成了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革命家之一，他创办的ＰＨＰ（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通过繁荣获得和平与幸福”）协会出版大量杂志书籍、不断召开研讨会以探讨世界的未来；他创建的“日本奖”是全球第二大技术成就荣誉奖，它评奖的标准像诺贝尔奖一样富有理想色彩——“旨在表扬对于增进人类繁荣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不论其国籍为何”；当他生命越来越接近终点时，他的慈善捐款也越来越多，在1988年与1989年两年中，金额达到了2．76亿美元，这使他进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慈善家之列，而他慈善举措的首要目的是，增进人类的幸福，教育与研究是他的捐款主要流向地，这其中包括他在1979年建立的松下政经塾——松下希望它能够培养出日本新一代政治领导人，以改变令人失望的日本政治气氛。 

　　科特相信，相对于各自的历史与背景而言，松下政经塾的成功足以使成立于1936年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汗颜，当然，没人能忽略松下先生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高产作家。自从1953年以来，他至少出版了46本以他名字署名的作品，除去人道主义的理想与高瞻远瞩的建议，他也毫不在意发表了很多蠢话，比如他建议铲平山区，兴建岛屿，用几个世纪的时间使日本的使用面积增加一倍，他还说如果关闭东京大学，当时的日本政府至少可以每年节省15亿美元…… 

　　一家公司不仅是利润的机器，它更是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很多方面，松下幸之助一点也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他对松下的员工日复一日的教育是——我们为了更崇高的人类理想而工作，他力图使生产线上的工人相信，他们的工作与人类的幸福大有关联。他喜欢发表见解的习惯，与1920年代的亨利·福特不无相似，他们都是绝对聪明与单纯的人，也同样真诚地说出了蠢话。 

　　但松下却从未使自己的公司因为个人的独断而陷入困境。令人着迷的是，松下的性格中蕴涵着今天的商业世界所缺乏的东方特质，约翰·科特饶有兴味地记录着松下罕见的谦虚、质朴与体贴：他会在餐馆吃饭时特意向厨师解释，他没有吃完牛排是因为年纪大了而非味道不好，以免他受到老板的责备。 

　　出生于1894年，在1989年去世的松下上演了一出人类永远也不能完结的戏剧，他想成为一种人，却无意中成为另一种形象。他很少考虑自己，却获得不逝的生命，他对于财富缺乏兴趣，却成为最成功的商人……像很多最伟大的人物一样，松下让自己跳出了狭隘的人群分类，他成为了一名世俗哲学家，他为我们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角度，并赢得了大批追随者。 

　　在这个哲学死亡、意义丧失的年代，没有比松下的理念更简单与易于理解的价值观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简单仍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终其一生，松下相信并成功地实践了这一哲学——我们应该拒绝现状，争取更好的事物，而我们人类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当1990年，约翰·科特接受“松下幸之助领导教授”席位时，甚至不知道松下是谁，但在接下来的6年中，他完成了一次神奇之旅，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伟大故事，一个有关一个人、一家公司、一个国家的伟大故事。衡量一本杰出的作品的标准有很多，或许《科特论松下的领导艺术》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杰出作品，它的文学与历史才华都不够引人瞩目，但阅读它最直接的后果是，我试图让自己行动起来，松下的经历激发起我多年以前的情感——我被主人公激动，并愿意追随他。 

　　过多的知识与沉思往往是对生命力的扼杀，松下告诉我们，一种简单却积极的信仰或是人生观，是对抗与理解我们日趋混乱的世界的最有效武器。依靠它，即使你不能拯救全人类，至少可以缔造一家伟大的公司。